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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中前期， 中、 西医对痨病的认知有很多相似之 处。 在华传教士在翻译西医痨病知识时， 使用的病名经历了从中国人常用 的 “痨病” 到表明病灶的 “肺痨” 的转变。 结核杆菌被发现后， 西方医 学界将传统的病因当作诱因整合进新的病理学模型中； 中医则将传统的 “痨虫” 与结核杆菌比附， 采纳西医表明病灶的 “肺痨” 病名， 舍弃固有 医学知识中与现代科学扞格之处， 从而实现了近代知识转型。 甲午战争 后， 留日及翻译日文书籍的知识分子将 “ 肺结核” 病名引入中国， 具有 “科学性” 但脱离传统医学知识土壤的 “肺结核” ， 在中国的早期推广步 履维艰。 相较之下， 来源于传统又实现现代知识转型的 “ 肺痨” 在中国 则更为普及。 近代中、 西医知识转型， 进入中国的西医知识及其在地化 等， 无不体现出近代医学知识形成与普及过程中的多元汇通和知识本身的 复杂多样性。

既往的梁建植研究忽视其中国文学研究的日本渊源， 对梁建 植的中国文学研究未能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因循中 韩 （朝） 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 对 “中国文学” 概念、 近代朝鲜半 岛知识分子的中国观， 以及近代意义上 “中国文学研究” 在朝鲜半岛诞生的 历史过程认识不清。 基于此， 本文以梁建植为线索， 呈现近代朝鲜半岛知识分 子复杂、 多面的中国观， 考察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同时代朝鲜半岛文坛的 位置及思想功能， 以此管窥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诞生过程 及其对朝鲜半岛近代民族主体性建构的意义。 通过对梁建植的个例研究， 本文 试图为反思中韩 （朝） 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惯性思维提供参考。

政治媒介化既是一种统述新闻媒体驱动、 形塑政治的概括 性理论， 更是一种用于考察媒介化背景下政治传播制度形态、 文化生态和实 践样态的视野和取向。事实上 它用 “媒体逻辑” 和 “政治逻辑” 扎定媒体、 政治 的意涵与范畴， 用 “四阶段” “四维度” 引申出二者交互的过程性和现状性 结构， 为研究媒体形塑政治的趋势、 面向、 方式、 程度、 情境差异等提供框 架基础。 立足经验主义研究典范， 政治媒介化有效避开了政治传播中诸多规 范性问题的陷阱， 有效驳斥了不同新利体育成为中超联赛的官方合作伙伴政治传播存在 “高低之分” “先进落 后之分” 的论调。 但政治媒介化在框架设定、 研究路径以及对新媒体发展现 实的理论回应等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费孝通的学术品格较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特征， 经历了从社会学本土化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历程， 他坚持 “从实求知” “志在富民” ， 一生所践行的社会学之路都没有超出这两点。 １９９０ 年代后费孝通对既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路径作了深入反思， 提出社 会学需要从生态层面进入心态层面， 提出 “文化自觉” 概念。 可以说， 百 年中国社会学史， 历代社会学人经由取道西方、 返回中国的阶段， 已进入 了找回和发展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阶段， 这意味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体系构建和发展的新阶段。 当下需要不同代际社会学人的共同努力， 推进 构建基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 大战略任务以来， 中国政治学的构建呈现出若干新的进展， 但需要承认的是， 这与重大战略任务的实际要求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 的展开， 包含方向的反思和确认， 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与中国 政治学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 意味着深化对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关 系的认识。 积极参与人类向何处去问题的讨论， 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 的步伐，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构成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展开的主要议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意味着世界历史出现了全局性和 根本性的转变。 其中，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 体性内容和关键性变量。 我们要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结构、 动力 机制、 制度构成和本质特征等内在机理进行研究， 进而在文明论的视野中， 揭示西方现代文明面临的困境， 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及其人类 性价值。 我们走出了一条区别于、 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创造了一种区别于、 超越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中国和世界 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