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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颇具影响力的湖南、湖北宗族大多兴起于明代中后期。万历《湖广总志》显示明代湖广地区的祭祖与建祠之风并不兴盛，但仍有部分士大夫参与其事，如黄州府蕲州顾氏、承天府沔阳州童氏在嘉靖、万历年间设置宗族祠堂。乡约的推行对宗族影响很大，在弘治年间的荆州府与嘉靖、万历年间的辰州府、黄州府、德安府、宝庆府、岳阳府，皆可见推行乡约的事例。长沙府檀山陈氏所定《家训》是 宗族乡约化的明证。明代湖广地区的族谱编纂也较为兴盛，武昌府《崇阳杨氏族谱》存留至今，反映了明代族谱学的认知高度。此外，长沙府、荆州府、黄州府、郧阳府、岳州府均不乏族谱编纂活动。这些族谱体例多样，包括谱序、谱例、图像、世系、传记、规训、诰敕、宗派、宅茔、碑记、志等。宗族设置义田也有较多事例。

悬泉置汉简中有 22 枚与乌孙相关的纪年简，再现了从昭帝始元至平帝元始年间汉乌密切交往的历史情景。乌孙纪年简可分作三组：“过”“送”“迎”长罗侯简反映了长罗侯常惠于宣帝本始至神爵年间三次往返汉与乌孙的史实，涉及其持节联络乌孙、赴赤谷城屯田、送少主和亲等事迹；甘露纪年简数量多而分布集中，能够证实乌孙接受汉的封号及印绶发生在甘露二年，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甘露元年，这一时期“使都护西域”的存在是汉乌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大小昆弥”与“归义侯”简则是乌孙受封于汉王朝，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基于地缘等因素，汉匈两个政权接触极为密切。在西汉立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匈实力基本保持均势，但在短时段内又各有消长，因此战争与和亲交织甚至叠加进行成为二者独特的相处模式——这构成汉匈互仕的大背景。在汉匈互仕的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差异致使官员于两国的仕进路径不尽相同；汉匈实力的均势则使“华夷之辨”的观念并未对官员的仕途造成显著影响，汉匈互仕群体的身份认同也随着 其居处地文化环境与政治体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向汉奉藩称臣，汉匈缔结了名义上的宗藩关系。汉匈互仕就此绝于西汉历史记载。